他老婆坐在厂里踩缝纫机，过万。
他不是嫉妒，李建军这个人，別的毛病一大堆，但从来不嫉妒老婆挣得多。
他只是……不敢信。
“那你们……“他顿了顿，把花生壳扫到桌子边上，“那个周师傅，做最难工序的，能拿多少？“
“两万七。“
厨房里传来一声脆响——
是钱美华手里的锅铲砸在地砖上的声音。
不是掉的，是脱手的。
老太太从厨房门口探出半个脑袋，围裙上沾著麵粉，一只手还端著半颗剥了皮的蒜。
她的嘴张著，下巴的皱纹撑开了，半天没合上。
“你说……多少？“
“两万七。“王小慧把每一个字咬得清清楚楚，“十八天，底薪三千加计件两万四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。“
钱美华没说话。
她缩回厨房，弯腰捡锅铲。锅铲掉在灶台边上，溅了一星点油在地砖上。
她捡起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，重新放到锅边。
然后她打开了水龙头。
哗——
水声很大，堂屋里的王小慧和李建军都听见了。
然后他们听见了另一种声音，是从水声底下透出来的，闷闷的，像什么东西堵在了嗓子眼里，出不来也咽不下。
是钱美华在哭。
不是嚎啕大哭，老太太这辈子没有嚎啕大哭过。
老头子十年前走的时候她没哭，给人缝了三年裤脚攒的四千块被偷了她没哭，王小慧嫁进李家第一年被婆家嫌弃“不会生儿子“她也没哭——她站在李家堂屋中间骂了婆婆半个小时，骂到对方再不敢吭声。
但两万七千把她哭出来了。
不是因为两万七千，是因为她想起自己这些年挣过的钱。
给楼下棋牌室擦地，一天三十。
给菜场胖姐剥毛豆，一斤两块五。
在小区门口摆缝纫摊，换一根拉链五块，改一条裤腿八块，碰上讲价的能给你砍到五块。
过年前生意最好的那个月，她拿本子一笔一笔加，加到最后——一千三。
一千三和两万七，中间差了二十倍。
她不是哭两万七有多高，她是哭那些年的一千三有多贱。
那些年她天不亮出门，摆好摊子等人来，风里坐一天，手上全是针眼和冻疮，后背痛得晚上翻不了身，好的时候一千三。
不好的时候六百、七百，连豆豆的奶粉钱都填不上。她值一千三吗？她连一千三都不值？
水龙头哗哗地响著，钱美华用冷水抹了一把脸，把眼泪和麵粉一起洗掉。
豆豆抱著一颗花生仁，歪著脑袋看看堂屋门，又看看厨房方向，一脸懵。
她的世界里没有“一千三“和“两万七“的区別，她的世界里只有树枝、蚂蚁和花生仁。
“爸爸，姥姥哭了吗？“
“没有。“李建军清了下嗓子，声音有点哑，“你姥姥……切洋葱呢。“
“哦。“豆豆接受了这个解释，把花生仁塞进嘴里。
王小慧背过身去，假装整理电瓶车座垫下面的杂物。
座垫下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把备用钥匙和一块乾裂的抹布。她翻来覆去地整理了两分钟，其实什么也没动。
她確实没哭。
她在车间里已经哭完了。她的眼泪全部砸在了那张写满竖式的包装纸上，把“8820“洇成了一团模糊的水渍。
张燕给了她一包纸巾，她用了六张。
现在她不哭了，她心里反而升起一种她不太熟悉的感觉。
不是喜悦——喜悦太轻了，这个词配不上。
是一种踩到了实地上的感觉。好像过去三年她一直在淤泥里走路，每一步都深一脚浅一脚，稍不留神就要被吞进去。
而今天，脚底下突然出现了一块石板，硬的，稳的，能站住的。
十八天，八千八。
她把电瓶车座垫扣好，回身进屋。
“建军。“
“嗯？“
“明天你带孩子，我要早半个小时到厂里。“
“干啥去那么早？“
“练。“她把那张包装纸折好，塞进衣服口袋里。
“张厂长说了，熟练度上去了，手速再提百分之十，一批货能多做五十件。五十件就是多六百多块。“
李建军看著她。他忽然觉得他老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变了，不是那种受了委屈之后的倔强——那种他见得太多了。
是另一种东西。
像一个人在黑屋子里摸了很久的墙，突然摸到了灯的开关。
“行。“他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