烦。
这是左向东此刻脑子里唯一的感觉。
不是烦李部长这个人，是烦他们这些人——一个两个三个，全他妈一个德行。
打仗的时候不要命，不打仗的时候也不要命。
你跟他们说身体，他跟你说工作。
你跟他说休息，他跟你说任务。
你跟他说再这样下去会死，他跟你笑一下，转脸该干嘛干嘛。
就最大的那位而言，那都要靠安眠药来助睡，白天睡一小会，都是晚上熬夜工作。
哪怕是后世最顶尖的保健医生，你也架不住人家不要命。
但有一点儿好的地方就是，祂喜欢运动，每天吃完饭，都会走动，还创出了一套养生拳。
身体的底子，那叫一个好！
上一世，左向东不是这种菩萨心肠。
上一世他是金钱崇拜主义者，信的是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。
在印度做仿製药，在缅甸摘器官，每一刀下去都有价码，每一颗药丸上都贴著利润。
病人？病人是生意。
命？命是商品。
他赚得盆满钵满，半夜醒来从不会心虚，因为他压根就不信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比钱更实在。
估计丧良心的事情做多了，他居然喜提穿越者大礼包。
1937年，从乱葬岗爬起来，脑子里装著两个世界的记忆，浑浑噩噩地往延安走。
一路上遇到的人，赵刚、李云龙、彭总、左参谋、太阳、伍德——一个两个三个，全是理想主义者。
他们不图钱，不图名，不图利，图的就是一个“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”。
你问他值不值，他说值。
你问他怕不怕死，他说怕，但该上还得上。
左向东那时候不理解。
后来慢慢理解了。
不是被说服的，是被泡软的。
就像一块石头扔进醋里，泡久了，硬的也能泡成软的。
他在这个环境里待了十一年，看了太多不该死的人死了，太多该活著的人没活下来，太多把命不当命的人把別人的命当了命。
人是会变的。
左向东嘆了口气。
他让李部长把袖子擼上去，露出瘦削的胳膊。
白大褂掛在椅背上，他从抽屉里拿出听诊器，冰凉的胸件贴上皮肤的时候，李部长下意识地缩了一下。
“臥槽，这么凉。”李部长说了一句。
“知道冷就多穿点。”
左向东没抬头，听诊器在李部长的胸口挪了几个位置，“北平的春天不比南方，您这身体，寒凉是大忌。”
哮喘。
这病折磨了李部长多少年，左向东也说不准。
从延安时期就有了，那时候条件差，连个像样的 inhaler 都做不出来，发作起来就硬扛，扛不过去就躺下，躺下去还能起来就算命大。
左向东在根据地的时候，曾经试著做过布地奈德。
那东西要七十年代才有人合成出来，工艺复杂得一塌糊涂。
左向东凭著上一世的记忆，在延安那个连玻璃烧瓶都得从敌占区偷运的地方，愣是硬磕了三个月，炸了两回烧瓶，烧了一回反应釜，最终做出来几支。
剂量不大，纯度不高，但能用。
就这几支，分给了李部长，分给了几个实在扛不住的老同志。
用完了就没了，再做？
没条件。